城市学前教育服务应“多样化”供给 发布日期:2018-09-18 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 浏览量:186

  学前教育是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初始阶段,从学前教育的产生与功能来看,它服务于女性劳动力的解放,产生巨大的社会价值,对于个人、家庭乃至整个社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人口的集聚及“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给学前教育带来了新的压力和挑战。

  稀缺的普惠型学前教育资源相对于旺盛的社会需求,使学前教育“入园难”“入园贵”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并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与质量提出了考验。政府有职责对学前教育的发展进行干预,这体现在学前教育服务的生产上,更体现在通过合理的分配机制保障学前教育服务的有效供给。

  学前教育“瞄准”机制的缺失

  对公共服务所“瞄准”的人群进行管制,是公共政策的必要组成之一。当公共服务不能覆盖所有的服务人群,需要考虑服务人群的优先顺序。例如,免费午餐项目要设立家庭收入门槛,“确保开端”计划也要对家庭收入设定门槛。然而,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以家庭为单位的账户记录体系,没有办法直接以家庭收入作为公共服务人群“瞄准”的机制。这一问题也制约着学前教育服务的有效分配。

  在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中,对农村贫困人口、对城市低保人群,政策的界定是非常清楚的,它以公共财政的原则彰显了公共服务应该具有的“社会良心”属性。但是,对于城市中既不贫困,又占多数的普通民众,缺乏明确的学前教育服务原则。

  国家层面提出学前教育要坚持公益性和普惠性,但是没有清晰的界定服务人群和服务水平。当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与服务人群需求不匹配时,有可能导致公共资源投入的低效率,加剧学前教育体制结构的矛盾。

  以“空间”作为可能的瞄准机制

  公共财政支持的学前教育应该是合乎公共财政精神的分配,即要么全民平等享有符合公共性;要么社会最需要的人群享有基本服务,对高质量的教育需求属于私人服务可以在市场上寻找。然而,现有的学前教育服务做不到覆盖所有的人群,需要考虑服务对象的优先顺序,即学前教育服务的合理分配。

  笔者运用地理信息系统绘制多个城市不同类型幼儿园特征与周边房价的关系图,并进行差异性检验,证实社会阶层在空间上的分化以及不同类型幼儿园周边的房价呈现显著差异,保教费与服务人群的不匹配性。

  当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数据缺乏时,无法精准的瞄准学前教育服务的对象时,可以尝试以空间为瞄准机制打破“所有制”的投入方式。社会阶层通过市场机制在空间上分异,住宅价格是家庭收入、偏好、地位等的综合反映,用“住宅价格”作为替代的瞄准基础,改变公共财政支出的分配对象,提高公共服务的瞄准效率。

  多样化选择,提高社会效率

  政府保障每一个个体都有同等的学前教育机会时要意识到,个体具有对不同性质学前教育服务的自由选择权利,使个体的选择能在家庭收入偏好的约束条件下,对合意学前教育服务的选择在无差异曲线上,社会福利最大化。不论是公办、民办或者是公私合作的学前教育资源,任何一种体制的办园性质都不是解决家长偏好多样化的策略,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多样化的制度选择,为家长提供差异化的服务实现偏好的集合。

  我国目前学前教育供给结构由公办、民办、普惠构成,如果三者的制度安排能够准备服务对象,确保将不同的社会阶层牵引至最优的配置点,获得有差异的学前教育效用。然而,现有“政府主导”的学前教育公共政策具有强烈的公办园偏好,忽视多样化供给制度对社会福利的意义。

  提供多样化的学前教育制度安排,能够满足家长对学前教育服务差异性需求,这也是为什么具有经济能力的家庭会转向市场配置的民办园,寻取有差异性的、高质量的学前教育资源。

  普惠性幼儿园是改善学前教育供给结构的方向,与公办、民办形成多样化的供给结构,改善社会福利分配。笔者赞同“学前教育服务供给结构的形成以及变迁,是由于适用规则的环境状态或者是制定规则的规则二者之一(或者两者都)发生了变化”的观点,学前教育供给结构的变革其成本巨大,传统知识、思维习惯等非正式制度的力量也不容忽视,激进式冒险的供给结构改革是不合适的,在现阶段PPP模式的“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是改善学前教育供给结构的可选之路,通过质量监管、激励相容、税收减免、第三机构评估引入等创新性政策工具,培育新的供给动力,渐进式地改善学前教育供给结构,提高社会福利。